创建时间:2021-06-08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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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全球收⼊不平等

 

作者/布兰科.⽶兰诺维奇 

译文/席卓

 

一、什么是全球不平等?

 

全球不平等是世界上所有公⺠之间的收⼊不平等。在预测时我们会把世界作为⼀个整体来计算,就像我们通常对单个国家的收⼊不平等进⾏预测⼀样。⽤于计算全球不平等的数据主要来⾃具有较高代表性的全国家庭收⼊调查(Household Income Surveys),并在这些调查中辅以财政数据来对部分收入进行修正,以此来减轻对最⾼收⼊的低估。同时这类数据还调整了国家之间的价格⽔平差异,以国际美元或购买⼒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来对所有收⼊进行统一,原则上让世界任何地⽅都具有相同的购买⼒。这⾥的收⼊被定义为每年⼈均税后和转移后收⼊(其中家庭总收⼊在家庭成员之间平均分配)。

 

二、这种不平等预测的准确性如何?

 

有两个因素可能导致对全球收入不平等预测的估值偏低。一方面,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包括许多非洲国家)没有进行定期的家庭调查,或正身处内战或国际战争之中,因此没有包括在不平等计算中。尽管如此,现有的收入数据已涵盖了世界人口的90%和世界收入的95%以上。

另一方面,最富有的人往往不参加收入调查,或利用各种金融手段降低财政收入,以尽量减少他们的纳税。因此,全球收入分配的顶部和底端都被存在被低估的情况。人们普遍认为对高层的低估更加严重,但没有达到影响全球不平等水平长期趋势的程度。

 

三、全球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及演变

 

全球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变化(从我们拥有较可靠数据的19世纪开始)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包含了从1820年前后(人们最初对不平等进行预测计算的时期)到1914年全球不平等的稳定增长时期,再到1950年全球不平等的缓慢和不规则增长时期。这一阶段的不平等增长首先是由西欧国家的经济和居民收入“腾飞”所推动的,其次是北美和日本的崛起。而与此同时,印度和非洲的收入停滞不前,中国的收入出现下降,从而造成了巨大的收入差异,推动了全球的收入不平等。此外,在工业革命期间,许多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国内不平等(within-national inequalities)也随之加剧。

因此,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可以认为全球不平等是由国家之间平均收入(mean country incomes)的差异和国家内部不平等的增加所推动的。后者主要反映了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变化,即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分配。然而,国家间的发展(between-country developments)在当时占主导地位,并且仍然在如今全球不平等演变中,发挥着比国家内部不平等更大的作用。

第二阶段是1945年至1980年。全球不平等程度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此时世界被分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阶层(按其收入水平)。富裕的国家是世界的 “城市”,第三世界的大片地区则是 “乡村”。而印度和中国,则保持了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相对收入地位(也就是说,他们的平均收入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是不变的)。

第三个阶段则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作为起始,随后是越南、泰国等,然后是印度。这是自19世纪初以来第一次全球不平等的趋势出现逆转,开始出现下降。而中国是扭转趋势的主要引擎,在2000年左右,印度也开始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全球不平等的基尼系数(Gini)约为63,比20世纪80年代减少了约7个基尼点(或10%)。尽管如此,这个水平仍然非常高:如果把全球不平等当作一个国家的不平等情况来看,那么它与南非差不多,而南非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作为比较,美国(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刚刚超过40,巴西的基尼系数则超过50。

 

四、全球不平等趋势带来的几点启示

 

中国。由于中国的收入(人均GDP)现在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它不再对全球不平等的减少做出贡献。相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将开始加剧全球不平等,起初是温和的,之后会更加强烈。因此,我们不应该再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是减少全球不平等的引擎。当然,中国国内依旧是非常不平等的,尽管自2010年左右以来,中国国内不平等现象没有继续加剧,但中国的不平等水平依然超过了美国,而且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urban-rural gap)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相当于匈牙利,而农村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则相当于越南。

印度和非洲。中国在全球不平等中角色的转变使得印度和非洲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印度最近灾难性的经济发展(连续两年可能出现高额负增长)以及非洲国家长期以来缺乏融合的问题,开启了全球不平等可能停止减少,并再次增加的真正可能性。非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预计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经粗略计算,如果要求非洲每年人均收入增长约5%,意味着整个经济的增长率达到7%甚至8%。作为比较,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 "好年头”,非洲(人口加权)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约为3-3.5%,而最近的新冠疫情之前人均收入增长率仅为1.5%。而如果非洲缺乏足够的融合与发展,可能会加剧移民潮向欧洲流动。由此可见,欧洲移民危机不是一个暂时情况,而应该被看作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全球不平等的历史视角。上面提到的这些收入变化及未来趋势使得欧亚大陆内部的相对收入分配情况(the distribution of relative incomes)与1500年时期欧亚大陆的收入分配情况类似。当时,中国较富裕地区的收入与欧洲较富裕地区(意大利城邦、荷兰)的收入相当。在此之前,中国的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的收入很可能略高于欧洲。由于当时的收入水平大概是温饱水平的2至3倍,所以绝对收入的差异很小。回顾历史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从1800年到2000年期间欧洲(和北美)地区与中国相比的巨大收入差距是一个历史的反常现象。

俄罗斯。欧洲和东亚(中国)之间未来可能出现的收入均等化(equalization of incomes)现象,凸显了地广人稀的俄罗斯和中亚地区平均收入较低的潜在问题。

全球个人收入的重新洗牌(Global positional reshuffling)。随着亚洲国家相对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公民(不仅是中国和印度,还有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的公民)将进入全球收入分配的前五分之一。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因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全球收入分配的顶端部分主要由西欧、北美和日本公民占据。目前的发展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个人相对收入地位最引人注目的重新洗牌。即使发达经济体的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之间的差距不再增加,这三个群体将属于全球收入分配的不同部分。这些发达国家收入群体在全球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可能会越来越向拉丁美洲靠拢,主要表现为绝对收入差距也许不明显,但国内社会阶层的相对全球地位可能会有很大不同。

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洗牌中,最大的输家将再次是富裕国家的中产阶级。这不仅表现在所谓的 "大象图 "中(该图总结了1988年至2008年富裕国家中产阶级收入缺乏增长的情况)而且还表现在刚才提到的关于中产阶级的相对全球定位上。例如,假设一个意大利人,他的全球相对位置从85%下降到70%,如果他在国内相对于收入顶层的位置保持不变,起初可能不会感觉到很大的变化,但他会逐渐意识到,获得一些全球性的商品(旅行、住房、电动汽车和高科技工具)会变得更加困难。随着世界变得更加全球化,这种相对地位的丧失将被更敏锐地感受到。即使是本国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也可能被更富有的外国人购买。这样的”威尼斯化”(Venecization)现象,其实只是反映了国家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和世界的全球化。

欧洲。上述这些转变,无论是通过更多的从非洲到欧洲的移民,还是通过欧洲与亚洲相比相对收入地位的丧失,都将在几个层面上影响欧洲人口。由于北美的地理位置不同,这种影响在那里可能没有那么大。

 

五、研究全球不平等的意义

 

研究全球不平等的意义是什么,降低全球不平等对人类社会发展有什么好处,这其实并不明显。不过,我想到了两个方面:第一,国家间较低的不平等应该会缓和劳动力的流动。第二,全球收入不平等的降低使全球人与人之间的机会不平等(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减少。一个非常高的全球不平等水平(如目前)意味着生活就业机会严重偏向于出生在富裕国家的人(在控制教育水平和个人努力等相关变量之后)。这一现象与国家内部的机会不平等类似--只是后者在政治上被认为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具备一些工具,如通过政府政策和税收能起到缓解作用。但是在全球层面上,除了全球政府通力合作,没有任何政治机构可以处理机会不平等问题。

 

最后再谈谈怀旧现象(Nostalgia),近年来许多美国人以及某些西欧人似乎常常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生活充满憧憬,其实从全球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当时的收入水平比亚洲和非洲人高得多)。最近,一位左翼作家似乎对 “即使是英国工人阶级也能在世界其他地方站稳脚跟”的时代表示怀念,但他没有明确意识到的是,西方收入相对较高的时期,自然就是第三世界收入相对较低的时期,因此也是全球不平等程度历史上最高的时期。而这样的相对地位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重现--从全球角度来看,如果它们重现,也是不可取的。

 

原文链接:globalinequality: Notes on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A non-technical summary (glineq.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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